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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,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。诗中的“我”大都是戏剧人物,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。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、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。这一特点确实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诗歌。艾略特的诗作往往没有通盘谋划好的思想脉络,他数次开玩笑地引用拜伦《唐璜》中的诗行为自己辩解:“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/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。”在论文《玄学派诗人》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高见:当代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,我们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诗人的敏感性产生作用,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,愈来愈隐晦,愈来愈间接,以便迫使语言就范,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”。

      艾略特认为,在诗歌创作中有种“想象的秩序”和“想象的逻辑”,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,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;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,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,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。表现这种“想象的秩序”和“想象的逻辑”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《荒原》。

      《四个四重奏》是探讨永恒和时间的哲理诗,但是诗人并不使用纯粹抽象的概念,他带领读者在具体的历史中探索永恒与时间的辩证关系。《四个四重奏》的用语普通正规而又十分精确。对语言异常敏感的艾略特常会词不达意,他在《东科克尔村》里把写诗比为“与词语和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扭斗”。艾略特对自己的信仰和创作始终不敢心安理得,他担心语言会因使用不当而退化,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思想感情的品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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